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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979 新朝修律,当世准则(1 / 2)

外朝群众不乏因勾院的设置人心惶惶,而内朝延英殿的奏对则与此关联性并不太大。

财政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,财务的审察仅仅只是其中一个方面,除此之外还有财政的预算与立法,赋税征收,官产经营,财物的存储管理与使用,以及市场和物价的管控等各种行政事项。

现在既然以勾院总揽勾检大权,那在延英殿这一最高的决策场合,便无需再为此多费唇舌,重点还是讨论其他财政事项的处理方案。

圣人并诸员各自坐定之后,中书侍郎姚元崇便抛出第一个议题:“向者国家度支,需量入为准、以判出。今秋度支计量,亦法此旧绳,但世博会后前法已废,亟需速作更迭,才可敕为来年诸州政治准绳。”

度支预算乃是一个国家未来一年行政维持之根本,是一年财计至重。按照原本的行政流程,诸课役所收每年计簿送入尚书省,以供度支预算来年诸事,这一程序要在十月三十一日之前完成。

定案形成,开年元日大典结束之后,再以制敕的形式降给诸州朝集使,返往诸州,作为来年的用事准则。

世博会之所以安排在九十月筹备举行,除了这一时节贡赋俱备之外,也是为了配合度支方案的计定。不过今年这个情况实在太特殊,因为世博会的规模与持续的时间严重超标,这就造成尚书省度支方案完全无涉这么庞大的一块,从而难以执行。

别的不说,单单商货通行沿途所产生的各种地方税务增收,根本就没有在预算方案中体现出来,那么这一部分收入、地方官府收是不收?交是不交?

姚元崇提出的这个问题颇为严峻,现在已经到了腊月初,距离元日大典只有一个月的时间,既要完成财事的审察,还要重新作出一份度支预算。

姚元崇话音刚落,因二宗事了而升任门下侍中的杨再思便开口叹息道:“圣人享国兴治,库藏丰储,倍益往年,世道惊艳之外,却是事员忧苦。往年度支量入而判出,但今财情入涌无准,更以何凭判出?”

听到杨再思的话,坐在御床的李潼脸上便流露出几分得意的笑容。

要不就说杨再思这老家伙情商高,既点出了问题所在,还不忘拍上一把圣人的马屁:咱家圣人太牛逼,搞来这么多的钱,让大家愁的都不知道该怎么花了,真是坏坏!

不过这两名宰相提出的财政预算量入为出的问题,还真的不怎么好解决。

大唐财政预算,遵循一个量入为出的原则,按照收入的多少去计定来年开支几何,这也是历代以来国家财政的一个原则性思路。

想要做到量入为出,那就首先要确保国家的整体收入是可以计量的。

这在初唐时期,自然并不困难,朝廷施行均田制,田亩、人口恒有定数,租调所收也不会存在太大的变量,只要相关诸司能够切实履行职责,便能将国家财政收入算的清清楚楚,再依此做出来年的收支方案。

可是从高宗年间开始,均田制的破坏,徭役的盛行,已经让原本可控的财政收入变得不可控起来,以至于不得不增加其他的杂捐税事来维持一个相对的平衡。

到了开元年间,度支形势要更加严峻。随着各方编户工作的深入,朝廷所控人口激增近倍,伴随而来的新授田与垦荒规模也是越大,原本相对恒定的租调收入也随之增长,今年之度支已经不足为明年之参考。

更不要说,随着商贸的发展,商税与诸官造产业的利润激增,直接冲击改变了朝廷财政收入的基本格局。

通俗一点的说法来讲,就是他妈的钱来的太快,简直让人无所适从!

财政收入增加自然是一个好事,但从国家整体的行政角度来看,却是一个甜蜜的负担,该要施行怎样的有效管理,才能让这一部分财政增量转变为切切实实的国力增长,对朝廷官府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。

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,财富的增长也能好事变坏。不说一个国家,哪怕是普通人突然暴富,若智力与品格不足驾驭,行为也会变得疯狂起来。老凡尔赛的范伟老师,对此就有很深刻的体会。

“度支计量,国务根本。丰产盛收已经不是一时的困扰,常法之外,历年也有变法,汇总为绳,更作创新。府库所收既然已经不可计量,不如以诸官府凡所出纳为准,以此判入!”

讲到凡尔赛,李潼也是不落人后。

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虽然历史悠久,但古法并不意味着就是好的。当社会越发的进步,资源越来越丰富,这样的思路便不再适应,在行政过程中更换一个标准作为计量尺度,也是时代的选择。

不装了,摊牌了,我是大富翁,得有更好的方法来管理我的财富!

当李潼提出这样一个转变思路的时候,群臣们思路也被打开,开始纷纷进言。类似的想法他们并不是没有,但圣人不定下基调,他们也不敢大放厥词。

度支是对未来一年的收支预算与施政方针,换言之是根据已经发生的情况进行预判,做出判断的依据自然变量越小,才能越切实。把每年需要进行的事务与支出锁定之后,那么财政上剩下的就是收入了。

如此一来,地方官府也不需要再挖空心思的创收增产提升政绩,保持眼下这种状态,扣除行政成本之后,其他财项统统上缴。

这样的度支思路又会造成一个现象,那就是留给地方政府的变量空间太小、活力不足,同时几乎没有什么应变能力。

但这也并不算是一个缺点,反而有助于巩固中央的权威。你地方上如果太会玩了,那我中枢又该怎样施加管理?

至于有什么天灾人祸的变量,这本来就不在度支预算中体现出来,只要朝廷保持足够的财政预留,可以及时应对变数,便不会产生太大的乱子。

地方上能动性不足,就需要中枢朝廷更加的灵活高效,对地方情况的变化要掌握得更加详实全面,以适应社会整体的发展,不能因为行政效率的低下而形成拖累。甚至在某些变量频繁的领域中,要形成自上到下、一以贯之的垂直管理。

制度的变革,需要切合时代的背景,起码要搞清楚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以及需要管理的内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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