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飞知道这些观点并不稀奇，战国时的《管子》里就有过主持奢侈拉动各种需求的经济思想。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也有所谓国民经济三驾马车，消费就是其中之一。张岱一直过富豪生活，能观察到这种现象，提出这类观点也不奇怪。
很多经济史论着都明确指出中国战国开始实际上已经是市场经济，以后一有战乱国内市场就受创衰落，一有二三十年和平发展的时间商业市场就能恢复，宋代以后还大兴海上贸易国际市场，同样的经济环境自然会产生出类似的经济思想。
明代嘉靖时期上海陆缉对提出过这种经济思想作为专门论证，认为对一人一家来说，提倡节俭避免挥霍由富转贫或许有好处，但是对国家没有好处，富人越奢侈的地方穷人生活越容易，越节俭的地方，百姓生活越困难。“彼以粱肉奢，则耕者庖者分其利；彼以纨绮奢，则鬻者织者分其利”，苏州、杭州还是明代称为小苏州的上海都是这样。
崇祯只能亲自出马辨驳张岱的这种观点，天下的人口和货物都基本固定，用于此就不能用于彼，同样是工匠，不给富人修楼阁园林，可以腾出来修城楼水利，不给富人造游船，就可以腾出来造战船，不给富人织造华服，就可以腾出来制造盔甲战袍。不给富人做陪玩帮闲，就可以腾出来当兵，不会富人不奢侈就失去生计。只是原来富人用钱财驱使的人力物力转而为朝廷所用，限制这些富人享乐花费，他们也会把钱花到更有用的地方。
张可大这才明白过来，说到现在富人不能随意把钱花费在享乐上，确实很多人转而用于练武练兵上了，穷文富武，练兵比读书更花钱，置办兵器盔甲火器，骑马射箭，伙食都要花钱，收养家丁练习兵阵花费更多。许多原来斗鸡走狗的纨绔子弟现在都喜好射箭比武了。
崇祯询问地方富豪挑起的变乱是增多还是减少？张可大说最多的还是初期，新政刚从北京城传来，地方课税提举司刚设立的时候，收税和查办富人违规奢侈行为时经常受到打骂抗拒，惩力了十几个有名的豪绅富商后，已经越来越少了。富民大多惜身，就算按规定交税，比过去多十倍百倍，生活还是比普通人阔绰得多，不值得为了抗那么点税被抄家。张可大巡查时也多次告诫他们，只为消灭建虏大家多出点力，难受的日子也就几年就过去了，不必动别的心思。大部分人能听得进去，只有极个别犯糊涂的。
崇祯又问到登州的东江难民安置问题，孙国祯说姜曰广离开登州之前就已经交代过了，现在登州的辽东难民大约二十二万，其中四万强壮的愿意当后，由张可大收入军营和登州兵一起训练，打算到明年春天，把这四万人连带家属共十二万人运回东江各岛补充兵力。还有十万则有的安插在本地从事工匠、渔民、经商等职业，有的安插到周围的府县，现在其他府县在朝廷指令下也不拒绝东江难民了。
崇祯对战时政策在登州的实施情况基本满意，张可大说新政引起的大的变化还不只是这些。一是武人变文，现在军中士兵除了习武练阵以外，平时读书识字的变得多了。都希望有机会成为军宣使或者进入各地方的军校学习成为将官，只需要和其他士兵竞争，比科举难度小得多了。
二是文人变武，现在从刚入私塾的蒙童到一般的童生和生员都纷纷练起了射箭、兵器和鸟铳。各处村学、社学和郡学纷纷开辟一块演武场，为了射箭练武的场所，几乎个个带弓箭，习武艺。现在科举内容变化，童生县试就要考射箭、枪术。否则就只能走文学、经史、度数等科的科式，最后也只有进翰林院这个独木桥，竞争者多，出头难上加难。还不如一边读书一边练箭习武进阶希望大一些。
射箭需要心平手稳，全神贯注，控制手劲和文人练习书法的技巧差不多，文人的基础比一般士兵还要更好一点，也更容易练出高超的箭术水面。而且生员考举人的资格科试，还要测试练兵能力。由清查各地人口组建的地方民兵里选出一百人由秀才训练，分别对攻演练，胜出者晋级才有参加乡试的资格。现在有些地方秀才练兵还多像儿戏，过个两三年，现在的练武的童生们成了秀才，练出的兵就真正像样了。
崇祯评价读书做官和练兵的原理一样，都是修身治人。如果一百个人都不能约束得心悦诚服，那更不能治理好一县一府万千百姓，所以才在科举里考察练兵。
另外就是制作弓弩箭矢的工匠、制作兵器盔甲的铁匠数量学徒都增加了很多，贩卖兵书、度数几何学问的书商也增加了很多。现在朝廷征调工匠已经有了严格的奖惩制度，制造兵器上都写着工匠的姓名，如果质量不合格会被严惩。制造得好不仅有报酬，如果质量超过其他工匠特别出色的，还能被授予从九品到一品的品级职衔甚至是爵位。退役以后，可以形成荣誉品牌畅销获利，也可以留在工部担任官职，有足够的吸引力。
武艺兵法、度数几何都成了童生开始的科举必修必考内容，有实战经验的老兵、精通武艺战阵兵器、精通度数几何学的人才都成了各地私塾和社学、郡学争抢来做教授传授相关专业知识技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