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明许多优秀的政治家，或者说是官场老狐狸，在国统这个问题上都表现出了令人诧异的迂腐。
比如嘉靖时代的大礼议之争。
嘉靖帝与杨廷和为首的文官们就到底谁是他宗法意义上的父亲、该享受何等封号、能否进入太庙、以及庙谒和乐舞的规制……展开了长达十七年的斗争。最终，嘉靖帝以坚忍不拔和手段狠辣赢得了这场朝堂上的战争，为此也背上了“暴君”之名。
万历年间，万历帝宠爱郑贵妃，在郑贵妃的怂恿下想立郑妃之子朱常洵，而不是长子朱常洛，由此引发了历时二十九年的国本之争。一直到发生梃击案，福王就藩，方才落下帷幕。他不像祖父那样心狠手辣，所以败在了东林党手中。国本最终还是太子朱常洛，也就是朱慈烺的爷爷。
无论是为父亲争，还是为儿子争，说到底就是争“国统”。
朱慈烺最初并不能理解皇帝和文臣的这种执拗。等他真正能够从明朝人、明朝皇帝、明朝士子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时候，才明白其中深意。
想想看，文官们当初跟正德皇帝的关系也不好，而且嘉靖刚登基时在他们眼里还是个不错的年轻皇帝，起码没有正德帝那般胡闹。
兴献王本身从未得罪过文臣，是宪宗第四子，而且已经作古，就算给他个皇帝称号又如何？就算庙谒的时候排场大点又如何？就算乐舞的人数多点又如何？
但是，就不可以！
因为这些表象之下。是明帝国，乃至华夏社会的承重墙。
这面承重墙就是：纲常。
在儒教纲常的基础上。国家、民族、文化才能层层建设。若是这个基础被人破坏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就会崩塌，秩序就会被破坏。而秩序一旦被破坏，他们所掌握的游戏规则也就会改写，甚至有极大可能失去制定规则的权力。
一旦皇帝有意无意地对这块基石、这种秩序、这个规则下手的时候，文官集团就只能争个你死我活，除非他们甘心坐以待毙。
当年董仲舒向汉武帝进献《举贤良对策》的时候，就是儒生们提出了一则极具诱惑力。同时也充满了对帝王进行束缚的契约。从汉武之后的历代皇帝，或是贤王或是昏君，都不得不在这纸契约中玩弄政治游戏。
明白这点之后，朱慈烺就能知道自己将来掌握皇权之后，将面对什么样的对抗力量。他必须在这股力量之下进行周旋，一方面完成自己的事业规划，一方面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。将对面的力量引入笼子。
现在皇太子的身份已经给了他足够的保障，就像是老虎过街，人人喊打却没人敢打。下一步就是生一个皇子，封为皇太孙，进一步稳固自己的地位，断绝所有藩王承祧宗庙的可能性。
这就需要大婚。
在众人都知道的三份明旨之外。还有周皇后和懿安张皇后送来的懿旨。这些或明或暗的旨意，都指向了这个问题。朱慈烺自然不能，也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跟全家、全国都搞得不愉快。
到底他的年龄摆在那里的。
按照明朝人的计岁习惯，翻过年去，皇太子就是十七岁了。就算是普通大户人家的孩子。这个年龄上也该定了亲事。若是没有丧亲、科举等不可抗力，肯定是要完婚生子开枝散叶的。即便是吴伟业那般一场场科举连着考下来。都赶在二十二岁时成了亲。侯方域也是早早就娶了正妻常氏。
东宫系统的年轻人中只有廖兴和陈德都是十八九岁还没成亲，但那是因为家里人看他们前途广大，为了确保正妻是门当户对的人家，所以没有着急去找人下聘。
给乙等区域的知府们开完了会，朱慈烺没有再耽搁，先快马疾驰去南阳慰劳一番游击营将士，旋即便又转过头走陆路返回济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