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教育局大厅的政策汇编与带墨的指尖
某市教育局办事大厅总飘着淡淡的油墨香，我攥着传单蹲在休息区的长椅旁，看高建明穿着挺括的深灰色西装忙碌。他的左胸别着银色工作牌，照片上的他眼神坚定，口袋里揣着本折角的《义务教育招生政策汇编》，书页边缘被反复翻看磨得发亮；左手按着厚厚的入学审核材料，某页贴着张蓝色便签，写着 “需补充户籍证明，联系李姐”；右手握着钢笔逐页批注 —— 指尖因长期签批文件泛着薄茧，指缝里藏着点墨水，是每天审核 50 份入学材料、接待 20 组咨询家长蹭上的，连指甲盖边缘都沾着点淡黑。
他的办公桌永远摆着三样东西：泡着绿茶的保温杯，茶底沉着几颗枸杞，是常年说话多用来护嗓子的；记满 “家长诉求” 的笔记本，某页写着 “李姐孩子跨区入学，缺房产证明，需耐心解释政策，帮她列材料清单”；还有张贴满便签的学区地图，上面用红笔标注 “今年新增 2 所小学，需调整 3 个老旧小区学区范围”。午休时，他会靠在椅背上揉眉心，眉头轻轻皱着，手机却不停响 —— 有时是学校咨询招生细则的电话，有时是熟人托关系的私信，他总说 “招生无小事，每个孩子的入学，都牵着一个家庭的期待，不能马虎”。
上周暴雨夜，我送晚班传单到教育局门口，撞见他对着手机沉默。暮色透过玻璃门照进来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手机屏幕亮着老同学发来的消息：“建明，我侄子想进实验中学，差 1 分，你通融下，节后给你送点‘心意’”，后面还附了个转账二维码。而他的办公桌上，摊着刚整理好的 “特殊困难家庭入学名单”，最上面是位单亲妈妈的申请 —— 她带着孩子租住在学区内，因房产证没办下来面临调剂，高建明正帮着协调学校预留名额。
这时保安送来个匿名包裹，外面没写寄件人，他拆开一看，是两条高档香烟和一张 2000 元的购物卡。他赶紧叫保安登记上交，转身给老同学回消息：“政策底线不能破，我帮你侄子申请补录名额，但绝不能搞特殊，补录要按规则来”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为了这个补录名额，连续三天加班核对补录规则，确认符合条件后才提交申请，却拒绝了老同学所有 “私下感谢”，自己还掏腰包给那位单亲妈妈打印了材料清单，怕她跑第二趟。
帮教育局送早班传单时，我见过他在茶水间偷偷贴颈椎贴。他背对着门口，把西装的衣领往下拉了点，露出贴在颈椎上的黑色膏药，边缘还卷着边 —— 是长期低头看材料、改学区草案落下的职业病，却不敢让同事看见，怕被说 “扛不住压力，不适合当主任”。
刚贴好膏药，办事大厅就传来争吵声。一位穿红色外套的家长拍着桌子哭闹：“凭什么我家孩子不能进重点小学？你们就是看人下菜碟！我邻居家有关系，孩子就能进，我家的就不行！” 高建明赶紧走过去，先给家长递了瓶水：“您别激动，坐下来慢慢说，我帮您看一下情况”。他拿出学区划分文件，翻到对应的片区：“您家房产在学区边缘，今年因生源超额，按政策需调剂到相邻的阳光小学，那边的师资和硬件都不差，跟重点小学是联盟校，教学资源共享”，又补充道：“我帮您对接阳光小学的招生老师，您可以先了解下学校情况，再做决定”。
等家长情绪平复离开，他才发现自己的衬衫后背已经被汗水浸湿，颈椎贴也因动作幅度大掉了一半。他的抽屉里，藏着本 “争议处理笔记”，某页用铅笔写着 “遇到家长情绪激动，先递水再解释，别激化矛盾；多讲政策依据，少讲官话套话”，旁边画着个小笑脸，像是在给自己打气。
扫街时捡过他扔掉的材料草稿纸，揉得皱巴巴的，上面用铅笔标着 “今日拒绝托关系请求 3 次（老同学 1 次，亲戚 2 次）”“帮特殊困难家庭协调入学 2 例（单亲妈妈 1 例，留守儿童 1 例，需跟进后续材料）”。那天傍晚，我看见他在教育局门口给一位拄拐杖的老人讲解入学政策，老人耳朵不好，他就凑到老人耳边，一字一句地说，还把重点内容写在纸上，直到老人听懂为止。这种 “对规则坚守到极致，对弱者心软到妥协” 的坚持，曾让我蹲在长椅旁鼻尖发酸：原来有人把 “招生办主任” 当成战场，每一次拒请托都是对公平的守护，每一次帮弱者都是对初心的回望，那些看似刻板的规则背后，藏着比权力更沉重的 “教育责任”。
后颈的麻意袭来时，我正靠在大厅的柱子上打盹，梦里全是文件的翻页声与家长的咨询声。月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，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影子，像极了他笔记本上的字迹。
二、政策文件旁的荆棘与掌心的温度
再次醒来时，颈椎传来阵刺痛。我猛地坐起来，发现自己趴在高建明的办公桌上，面前的电脑还亮着学区划分草案，手机在裤兜里震动不停，是凌晨 6 点的消息提醒 —— 分管副局长的工作提醒 “今天上午 9 点开学区划分研讨会，把调整草案再核一遍，重点核对新增小学的覆盖范围，别出疏漏”、表哥发来的私信 “建明，我儿子想进三中，你帮着打个招呼，我已经在你家楼下了，带了点土特产，都是你爱吃的”。
窗外天刚亮，马路上的车渐渐多了起来，清洁工推着扫地车走过，发出 “沙沙” 的声响。我这才惊觉，自己变成了高建明。
摸向颈椎，昨晚改学区草案到凌晨的酸痛还在，像被重物压着；指尖沾着的墨水还没洗干净，是昨晚核对材料时蹭上的。办公桌的文件柜里，压着三份 “生存难题”：年度招生任务表，红色标注 “今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人数比去年多 800 人，需新增 2 个学区，确保零超员、零投诉”；待处理诉求清单，“特殊困难家庭入学申请 15 例，需逐一核实情况，本周内给出答复”；还有张家庭的 “隐性压力” 便签，“女儿明年中考，想让她进重点高中，却没敢用自己的职权打招呼，怕破坏规则”。
我摸向西装内袋，里面藏着两样东西：手写的 “招生初心” 便签（“1. 不接受任何礼品礼金；2. 特殊情况优先走政策通道；3. 每天复盘是否有疏漏”）、家庭合影（妻子抱着刚上初中的女儿，背景是家门口的老槐树）。手机银行 APP 显示，家里的存款刚够女儿的补课费，而表哥带来的 “土特产”，正放在家门口的鞋柜上 —— 今天必须在规则内处理所有事，既不能辜负局里的信任，也不能让家人觉得 “不近人情”。
早上 7 点半，我提前到单位。刚打开电脑，就把学区划分草案调出来逐页核对 —— 今年新增的 2 所小学，涉及 3 个老旧小区的学区调整，这三个小区的家长之前已经来咨询过好几次，稍不注意就会引发争议。我把每个小区的适龄儿童人数、学校的师资配置、距离远近都重新核对了一遍，在有争议的地方用红笔标注，准备在研讨会上重点讨论。
8 点整，办事大厅刚开门，就有位拄着拐杖的老人颤巍巍地走进来，手里攥着个布包：“同志，我孙子户口跟我在一起，儿子儿媳在外地打工，能不能在咱们区上学啊？我跑了好几趟，都没问清楚”。我赶紧扶老人坐在休息区的椅子上，拿出《义务教育招生政策》，翻到 “户籍入学” 那页：“大爷，您别着急，只要孙子的户籍在咱们区满 3 年，且实际居住在这里，就能申请入学。我帮您列个材料清单，您按这个准备，不明白的地方随时问我”。
说着，我掏出纸笔，把需要的户口本、居住证明、监护人委托书等一项项写清楚，还标注了 “可委托社区帮忙复印材料，不用自己跑”。老人接过清单，激动得手都在抖：“太谢谢你了，同志，你真是个好官，我之前问了好几个人，都没你这么耐心”。我笑着摇摇头：“应该的，这是我该做的”，目送老人离开后，才发现自己还没来得及喝口水。
上午 9 点，学区划分研讨会准时开始。参会的校长们对学区调整有分歧，A 小学校长皱着眉说：“我们学校的招生范围太大了，今年适龄儿童有 300 多人，师资根本不够，肯定忙不过来”；B 小学校长也附和：“我们学校范围太小，资源浪费，不如把 A 小学的几个小区划给我们”。
我拿出前期调研的数据表，放在会议桌上：“大家别着急，我们前期做了三个月的调研，按‘就近入学 + 师资均衡’原则，把 A 小学的 2 个小区划给 B 小学，这两个小区离 B 小学更近，走路只要 10 分钟；同时，我们给 A 小学调配 2 名骨干教师，再招聘 5 名新教师，保证教学质量。另外，对于特殊困难家庭，我们开通绿色通道，材料不全的可先登记，后续补报，不让一个孩子因材料问题耽误入学”。